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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世纪的科学舞台上，闪耀着两颗璀璨的巨星，他们分别是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，以及被誉为“两弹元勋”的邓稼先。
这两位科学界的泰斗，尽管人生道路迥异，却都为国家和科学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。他们志同道合，友谊长存，携手走过了半个多世纪，为世人书写了一段温暖真挚的友情传奇。
杨振宁与邓稼先两家的关系源远流长，堪称世交。
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，是位著名数学家，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，回国后成为清华大学的教授；而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，则是获得早稻田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的学者，也是我国现代美学的奠基者之一。邓以蛰游历欧洲归来后，同样在清华任教。
展开剩余90%两人同为安徽籍，且都有出国留学的经历，任教期间在清华结下深厚友谊。更巧的是，两家均居住在清华园西院，彼此间交往频繁，关系密切。
1922年，杨振宁出生；两年后，邓稼先诞生。两个男孩年龄相近，经常一起玩耍，虽然无血缘关系，但感情如同亲兄弟般深厚。
1933年，刚小学毕业的杨振宁考入北平崇德中学；1936年，年幼两岁的邓稼先也进入该校。这所学校由英国教会创办，位于北平城内的绒线胡同。
杨振宁比邓稼先高出两级，课余时间他们常形影不离，要么一同聊天谈心，要么趴地玩弹珠。相处时彼此无拘无束，亲密无间。邓稼先母亲时常到校送饭，他也会和杨振宁一同分享午餐。
1937年，日本侵略军炮火袭击北平，城内局势动荡。杨武之携家南下辗转抵达昆明，杨振宁先就读昆华中学，后参加考试进入西南联合大学。
西南联大由清华、北大、南开三校合并而成，先设长沙，后因长沙遭轰炸，分散迁至昆明，成为抗战时期人才荟萃的高等学府。
1938年，杨振宁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，邓稼先仍留北平陪伴父亲，后为避战乱也辗转至昆明。1941年，邓稼先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，与杨振宁再度相逢。尽管杨振宁年级较高，但战时频繁空袭，学生们经常一同在野外避难，彼此交流学术。
杨振宁思维敏捷，讨论物理问题时滔滔不绝，被同学戏称“杨大头”；邓稼先性格稳重淳厚，获得“邓老憨”的昵称。西南联大云集众多名师，学术氛围浓厚，成就了他们的成长。
抗战结束，西南联大停办，杨振宁出国深造，先后就读芝加哥大学与普林斯顿高研院。邓稼先毕业后则留校北大任助教，后赴美深造，希望学习先进知识，报效祖国。
选择留学学校时，邓稼先特意写信征求杨振宁建议。杨振宁推荐普渡大学，因其专业强且学费低廉，邓稼先采纳建议，1948年启程赴美。仅一年多，他以优异成绩获得博士学位，26岁便被尊称“娃娃博士”。
赴美期间，邓稼先生活清苦，省吃俭用，甚至有时一餐不饱。1949年暑假，他特地去芝加哥看望杨振宁，异国他乡的相聚犹如亲人。他们租住同一屋檐下，共散步谈天，学术交流热烈，这段美好时光成为他们留美期间最难忘的回忆。
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，激荡着两人心弦。1950年8月26日，杨振宁在纽约迎娶杜聿明将军之女杜致礼，继续从事研究工作。1957年，他与李政道共同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。
而邓稼先心中始终铭记：“祖国建设需要人才，我必须学好本领，回国效力。”经过多方努力，1950年8月29日，他克服重重阻碍，踏上回国的路。
回国后，祖国正处百废待兴阶段，掌握先进物理知识的邓稼先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，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，成为助理研究员。1956年，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对于新中国而言，军事实力至关重要。党中央和毛主席高瞻远瞩，提出自主研发原子弹。1958年6月21日军委扩大会议上，毛主席说：“没有原子弹，人家不算数。我们就搞点，原子弹、氢弹、洲际导弹，十年内完全有可能。”
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，征询其是否愿意参与高度机密的核武器研制工作。这项任务极为隐秘，甚至限制与家人联系，邓稼先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
当时邓稼先已婚，有一双可爱的儿女。尽管不舍，他仍告别妻儿，称工作调动，可能长期难以联系，妻子许鹿希理解支持。
1958年10月，邓稼先与众多科学家奔赴北京郊外秘密基地，从此隐姓埋名，潜心攻关，几乎与世隔绝。许鹿希只能默默守护家中孩子，等待丈夫归来。
她并不知晓，邓稼先等科学家在无外援、设备简陋、资料匮乏的极端艰苦条件下，依靠坚定的爱国信念，一步步攻克难关。
1964年10月16日，我国首颗原子弹爆炸成功，绽放壮丽蘑菇云，背后正是邓稼先等人的心血结晶。1967年6月17日，我国首颗氢弹试爆成功，核武器研发实现质的飞跃。
这消息传至大洋彼岸，杨振宁激动万分，心生归国念头。1971年，他历经巴黎转机，终于踏上故土上海。这是他离开祖国多年后首次回访。
外事人员询问他此行欲会见的亲友名单，邓稼先的名字高居首位。此时，邓稼先正在青海“211原子能基地”潜心研究。周总理得知杨振宁心愿，立即召邓稼先回京，使两位老友得以重逢。
重逢时，两人喜悦激动，深切关怀彼此。邓稼先嘱咐杨振宁，涉及机密工作必须严守秘密。杨振宁心知肚明，虽曾猜测好友参与核研，却未多问具体细节。
分别前，杨振宁在登机舷梯回头问：“听说我们原子弹、氢弹有外国科学家参与，是真的吗？”邓稼先沉默良久，仅答：“振宁，你先上飞机，日后告诉你真相。”
杨振宁心存疑惑，登机离去。邓稼先随即向周总理汇报此事，周总理指示：“务必告诉杨振宁，我国两弹研制绝无外国人参与。”
邓稼先内心澎湃，连夜撰写回信，次日通过组织转交给杨振宁。信中明确宣告祖国自主研发两弹的事实，令杨振宁热泪盈眶。
1964年原子弹成功后，曾有媒体报道提及“有美国专家参与”，杨振宁回国即欲求证其真伪。多年后，白发苍苍的杨振宁仍向学生讲述当时心境：“那一刻，百年受辱历史涌上心头，泪水不禁夺眶而出。”
他称那是毕生难忘之事，真切感受到为祖国自豪激动的情感，泪水总是情不自禁地流淌。
杨振宁多次往返中美间，常探访好友邓稼先。邓喜爱交响乐和京剧，杨振宁特意购得贝多芬第六交响曲唱片赠予他。二人暮年重逢时，常怀念少年时光。
1983年，杨振宁与邓稼先在北京相聚，提议骑自行车游颐和园，但为保护二位科学家安全未成行。
晚年，邓稼先病重入院，杨振宁每次回国必去探望。两人回忆往昔，谈论近况，令邓稼先心情大为好转。
邓稼先罹患癌症，治愈希望渺茫。妻子许鹿希向杨振宁透露病情严重，令其痛心。回美后，杨振宁努力寻找新药，希望救治好友。
1986年5月，邓稼先病危，杨振宁千里奔赴病床前，陪伴聊慰。杨问：“稼先，你研究原氢弹，国家给了多少奖金？”许鹿希答：“10元人民币，原子弹10元，氢弹10元。”
杨振宁一度以为是玩笑，许鹿希坚定回应：“这是真的。”1985年国家发放的奖金标准不等，邓稼先仅获10元。
这笔奖金如今或许微不足道，甚至买不了一碗饭，但对邓稼先而言，是国家对他奉献的肯定，钱财于他无关紧要。
杨振宁对好友的这份淡泊令他深感敬佩。
同年6月，杨振宁再访邓稼先，见他病重虚弱，带去鲜花。邓稼先笑言：“振宁知道我快不行了，所以送来这么大束花。”
他心中满是不舍亲友和祖国，但生命终将走到尽头。
1986年7月29日，邓稼先因病离世，科学界失去了一位伟大的英雄。杨振宁虽身在美国，远隔重洋，仍为好友发去哀悼电文：“稼先忠诚纯正，是我最敬爱的挚友，他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巨大贡献，是我们的永恒骄傲。”
就在邓稼先逝世前夕，中央军委决定让这位无名英雄被世人铭记。1986年6月24日，《解放军报》头版刊登长篇报道《两弹元勋——邓稼先》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播报了相关新闻。
邓稼先的名字终于广为人知，他成为人民敬仰的英雄。领奖时他说：“核武器事业是千千万万人的成果，我只做了应尽的那一小部分。”
幸运的是，在生命最后时刻，他的贡献被认可，被世人铭记。
1987年10月，杨振宁再次回国，在邓稼先大姐邓仲先和夫人许鹿希陪同下，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，深切缅怀老友。
杨振宁在亲笔信中写道：“人生不过几十年，唯有无私奉献于民族与人民，才活得有价值，才是永恒的人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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