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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世纪的科学舞台上,闪耀着两颗璀璨的巨星,他们分别是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,以及被誉为“两弹元勋”的邓稼先。
这两位科学界的泰斗,尽管人生道路迥异,却都为国家和科学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。他们志同道合,友谊长存,携手走过了半个多世纪,为世人书写了一段温暖真挚的友情传奇。
杨振宁与邓稼先两家的关系源远流长,堪称世交。
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,是位著名数学家,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,回国后成为清华大学的教授;而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,则是获得早稻田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的学者,也是我国现代美学的奠基者之一。邓以蛰游历欧洲归来后,同样在清华任教。
展开剩余90%两人同为安徽籍,且都有出国留学的经历,任教期间在清华结下深厚友谊。更巧的是,两家均居住在清华园西院,彼此间交往频繁,关系密切。
1922年,杨振宁出生;两年后,邓稼先诞生。两个男孩年龄相近,经常一起玩耍,虽然无血缘关系,但感情如同亲兄弟般深厚。
1933年,刚小学毕业的杨振宁考入北平崇德中学;1936年,年幼两岁的邓稼先也进入该校。这所学校由英国教会创办,位于北平城内的绒线胡同。
杨振宁比邓稼先高出两级,课余时间他们常形影不离,要么一同聊天谈心,要么趴地玩弹珠。相处时彼此无拘无束,亲密无间。邓稼先母亲时常到校送饭,他也会和杨振宁一同分享午餐。
1937年,日本侵略军炮火袭击北平,城内局势动荡。杨武之携家南下辗转抵达昆明,杨振宁先就读昆华中学,后参加考试进入西南联合大学。
西南联大由清华、北大、南开三校合并而成,先设长沙,后因长沙遭轰炸,分散迁至昆明,成为抗战时期人才荟萃的高等学府。
1938年,杨振宁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,邓稼先仍留北平陪伴父亲,后为避战乱也辗转至昆明。1941年,邓稼先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,与杨振宁再度相逢。尽管杨振宁年级较高,但战时频繁空袭,学生们经常一同在野外避难,彼此交流学术。
杨振宁思维敏捷,讨论物理问题时滔滔不绝,被同学戏称“杨大头”;邓稼先性格稳重淳厚,获得“邓老憨”的昵称。西南联大云集众多名师,学术氛围浓厚,成就了他们的成长。
抗战结束,西南联大停办,杨振宁出国深造,先后就读芝加哥大学与普林斯顿高研院。邓稼先毕业后则留校北大任助教,后赴美深造,希望学习先进知识,报效祖国。
选择留学学校时,邓稼先特意写信征求杨振宁建议。杨振宁推荐普渡大学,因其专业强且学费低廉,邓稼先采纳建议,1948年启程赴美。仅一年多,他以优异成绩获得博士学位,26岁便被尊称“娃娃博士”。
赴美期间,邓稼先生活清苦,省吃俭用,甚至有时一餐不饱。1949年暑假,他特地去芝加哥看望杨振宁,异国他乡的相聚犹如亲人。他们租住同一屋檐下,共散步谈天,学术交流热烈,这段美好时光成为他们留美期间最难忘的回忆。
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,激荡着两人心弦。1950年8月26日,杨振宁在纽约迎娶杜聿明将军之女杜致礼,继续从事研究工作。1957年,他与李政道共同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。
而邓稼先心中始终铭记:“祖国建设需要人才,我必须学好本领,回国效力。”经过多方努力,1950年8月29日,他克服重重阻碍,踏上回国的路。
回国后,祖国正处百废待兴阶段,掌握先进物理知识的邓稼先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,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,成为助理研究员。1956年,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对于新中国而言,军事实力至关重要。党中央和毛主席高瞻远瞩,提出自主研发原子弹。1958年6月21日军委扩大会议上,毛主席说:“没有原子弹,人家不算数。我们就搞点,原子弹、氢弹、洲际导弹,十年内完全有可能。”
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,征询其是否愿意参与高度机密的核武器研制工作。这项任务极为隐秘,甚至限制与家人联系,邓稼先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
当时邓稼先已婚,有一双可爱的儿女。尽管不舍,他仍告别妻儿,称工作调动,可能长期难以联系,妻子许鹿希理解支持。
1958年10月,邓稼先与众多科学家奔赴北京郊外秘密基地,从此隐姓埋名,潜心攻关,几乎与世隔绝。许鹿希只能默默守护家中孩子,等待丈夫归来。
她并不知晓,邓稼先等科学家在无外援、设备简陋、资料匮乏的极端艰苦条件下,依靠坚定的爱国信念,一步步攻克难关。
1964年10月16日,我国首颗原子弹爆炸成功,绽放壮丽蘑菇云,背后正是邓稼先等人的心血结晶。1967年6月17日,我国首颗氢弹试爆成功,核武器研发实现质的飞跃。
这消息传至大洋彼岸,杨振宁激动万分,心生归国念头。1971年,他历经巴黎转机,终于踏上故土上海。这是他离开祖国多年后首次回访。
外事人员询问他此行欲会见的亲友名单,邓稼先的名字高居首位。此时,邓稼先正在青海“211原子能基地”潜心研究。周总理得知杨振宁心愿,立即召邓稼先回京,使两位老友得以重逢。
重逢时,两人喜悦激动,深切关怀彼此。邓稼先嘱咐杨振宁,涉及机密工作必须严守秘密。杨振宁心知肚明,虽曾猜测好友参与核研,却未多问具体细节。
分别前,杨振宁在登机舷梯回头问:“听说我们原子弹、氢弹有外国科学家参与,是真的吗?”邓稼先沉默良久,仅答:“振宁,你先上飞机,日后告诉你真相。”
杨振宁心存疑惑,登机离去。邓稼先随即向周总理汇报此事,周总理指示:“务必告诉杨振宁,我国两弹研制绝无外国人参与。”
邓稼先内心澎湃,连夜撰写回信,次日通过组织转交给杨振宁。信中明确宣告祖国自主研发两弹的事实,令杨振宁热泪盈眶。
1964年原子弹成功后,曾有媒体报道提及“有美国专家参与”,杨振宁回国即欲求证其真伪。多年后,白发苍苍的杨振宁仍向学生讲述当时心境:“那一刻,百年受辱历史涌上心头,泪水不禁夺眶而出。”
他称那是毕生难忘之事,真切感受到为祖国自豪激动的情感,泪水总是情不自禁地流淌。
杨振宁多次往返中美间,常探访好友邓稼先。邓喜爱交响乐和京剧,杨振宁特意购得贝多芬第六交响曲唱片赠予他。二人暮年重逢时,常怀念少年时光。
1983年,杨振宁与邓稼先在北京相聚,提议骑自行车游颐和园,但为保护二位科学家安全未成行。
晚年,邓稼先病重入院,杨振宁每次回国必去探望。两人回忆往昔,谈论近况,令邓稼先心情大为好转。
邓稼先罹患癌症,治愈希望渺茫。妻子许鹿希向杨振宁透露病情严重,令其痛心。回美后,杨振宁努力寻找新药,希望救治好友。
1986年5月,邓稼先病危,杨振宁千里奔赴病床前,陪伴聊慰。杨问:“稼先,你研究原氢弹,国家给了多少奖金?”许鹿希答:“10元人民币,原子弹10元,氢弹10元。”
杨振宁一度以为是玩笑,许鹿希坚定回应:“这是真的。”1985年国家发放的奖金标准不等,邓稼先仅获10元。
这笔奖金如今或许微不足道,甚至买不了一碗饭,但对邓稼先而言,是国家对他奉献的肯定,钱财于他无关紧要。
杨振宁对好友的这份淡泊令他深感敬佩。
同年6月,杨振宁再访邓稼先,见他病重虚弱,带去鲜花。邓稼先笑言:“振宁知道我快不行了,所以送来这么大束花。”
他心中满是不舍亲友和祖国,但生命终将走到尽头。
1986年7月29日,邓稼先因病离世,科学界失去了一位伟大的英雄。杨振宁虽身在美国,远隔重洋,仍为好友发去哀悼电文:“稼先忠诚纯正,是我最敬爱的挚友,他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巨大贡献,是我们的永恒骄傲。”
就在邓稼先逝世前夕,中央军委决定让这位无名英雄被世人铭记。1986年6月24日,《解放军报》头版刊登长篇报道《两弹元勋——邓稼先》,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播报了相关新闻。
邓稼先的名字终于广为人知,他成为人民敬仰的英雄。领奖时他说:“核武器事业是千千万万人的成果,我只做了应尽的那一小部分。”
幸运的是,在生命最后时刻,他的贡献被认可,被世人铭记。
1987年10月,杨振宁再次回国,在邓稼先大姐邓仲先和夫人许鹿希陪同下,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,深切缅怀老友。
杨振宁在亲笔信中写道:“人生不过几十年,唯有无私奉献于民族与人民,才活得有价值,才是永恒的人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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